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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24
TAG:兰花放
南国再见,南国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一切幸与不幸的事情都是天上写好了的。 ——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 侯孝贤的镜头中从来不乏对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小人物的观照,但他多善于展现那些封存在他记忆深处的已经陈旧的闪着斑驳光影的物事,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探视历史中的灯火明灭。而对于当代社会,他的技艺则显示出些许的笨拙和无所适从,如他在把握《千禧曼波》这种都市题材时的无力感。《南国再见,南国》这部影片讲述了重情义的流氓小高挣扎在身边混乱的人际关系中间,事业无成,总是为他人所牵绊,最后在稻田里车翻人亡的故事。 影片在火车车轮滚动声中开始,小高在车厢里无聊地坐着打电话,火车不断穿过隧道,光线也随之或明或暗,这或许就预示了主人公人生的无奈起伏。小高是帮会的赌场清理,自己想开一间餐厅。但总是奔波于帮派、老家、跟班琐事里,如欠下上百万赌资的小麻花,借了喜哥的钱在大陆投资失败的徐哥,政府征收土地税的官员,甚至一些琐碎的搬家的事情,影片的重点也是叙事的主线则是处理阿扁的事情,阿扁应得的土地款被伯父拿走,阿扁去讨要,却被做警察的堂兄一帮人殴打,小高跟喜哥要枪,却在等候取枪时被阿扁堂兄一伙抓上车带走。后来,喜哥找到某议员说情,两人才被放出来,然后开车回台北,曙色渐起时,车却飞出公路跃下田埂…… 整部影片运用了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节奏缓慢,但不时出现别具抒情性的镜头,如侯孝贤一直酷爱的火车上倒拍的长镜头,铁轨穿过民居,两边的街景不停后退。如在南部山上酣畅淋漓的竹林驰骋。但总的来说镜头是平稳不动声色的,尽管影片的几个主角总是陷入焦灼状态,甚至是神经质的疯癫。而围绕着这几个人物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小高穿梭于其中,并由此通过故事的发展抽拨出社会根坻所在的病态因素。“金融政治”、“黑道治国”,这些过于宏大的概念性指称堆砌起来的说辞,对于个体的人和人的命运来说,则显得苍白和空洞。有人评论侯孝贤是在“剖析并且批判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糜烂与堕落”,在我看来,他仅仅是在纪录,那些游走在时代洪流中混乱而复杂的群像,他们的生存境况,他们的压力、苦闷、灰暗和迷茫。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高在醉酒后说的一段话:“算命的说,我他妈还要过五关斩六将。我只是开餐厅,我他妈的那么累,我他妈的还要过五关斩六将,我只是开餐厅而已。”一面是简单的理想,一面是残酷的现实,激烈碰撞的结果只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侯孝贤的写实主义突出地体现在片中大量的对白中,可能因为他更想表现人与时代在相互的摩擦中凸现出的生命的质感,所以他整个的视角是俯视的,他的观察不带任何态度。如果撇去影片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层面的因素不谈,影片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仅仅是对于社会中以小高为主体的这一群体生活侧面的纯粹记述,并刻画出在生存漩涡中颠沛流离无法掌握自己无法测知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相。但侯孝贤却并不对这其中的善与恶作出评断,也许在他眼中,善恶本来就是复杂的生活衍生出的不知因果的对应物。所以,主人公的结局也不无戏剧性地沾染上宿命色彩,原来这些幸与不幸都是上天安排好了的。原来他不是决定他自己人生轨迹的根本因素。 南国再见,南国 当所有的一切都向着天边飞去 生命的诗意音符才响到终点
乐士浮生录,追入炫目的沉幻思迷 在古巴,音乐就像一条河流。 ——Ry Cooder 一
《乐士浮生录》(Buena Vista Social Club)是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拍摄于99年的音乐纪录片。Buena Vista Social Club,译为“好景俱乐部”,古巴革命之前有最好的乐队在那里演出。早在97年,文德斯的好友Ry Cooder找到了曾在俱乐部演出的老乐手们,并制作了一张名为《Buena Vista Social Club》的专辑。维姆·文德斯用镜头记下了这些被遗忘了很多年的老乐手们。 二 安睡在我的花园中\唐菖蒲与玫瑰\白色的百合花\而我的灵魂,那么忧伤沉重\我希望把痛苦隐藏\我不想花儿知道\知道生命给我的折磨\因为它们要是知道我多么痛苦\它们也会同声一哭\安静,它们在沉睡\唐菖蒲与玫瑰\我不想它们知道我的悲伤\它们见到我哭会伤心死的。 有古巴抒情歌王之称的Ibrahim Ferrer,当他和女歌手Omara Portuondo在阿姆斯特丹的演唱会上深情地唱完这首歌,Omara Portuondo不能自已落下眼泪,这也是这部影片最为动情的画面之一。出生于圣地亚哥的Ibrahim Ferrer,十二岁成了孤儿开始独自面对人生,也曾做过擦鞋、倒垃圾、卖彩票的工作,并坦率地讲“我这样说不会觉得惭愧”。他诉说时眼里像一直噙着泪水;他讲起他信仰的“拉撤路”;他说他很不想死,至少不是现在;他和他老婆手拉手唱着小曲悠闲地踱着步,那背影怎么都不像70多岁垂暮的人。 在影片的开头,作为吉他手及演唱者之一的Compay Segundo,夹着雪茄开着敞篷老爷车寻问路人好景俱乐部的旧址,和同样上了年纪的老爷子讲他的健康之道。1907年在斯邦尼出生的他,从五岁开始给他的祖母点烟起,已经有了85年的烟龄。他说:“我在生一日,都会爱女人。因为女人、花儿和罗曼史都好棒。”“我有五个孩子,但我正在制造第六个。”这个可爱的老头子,脸上总是漾溢着笑容,举手投足间依然还有飞扬的神采。而当他在舞台上唱起曾经风靡古巴的《Chan Chan》时,眼神里还有遮掩不住的孩子气。 以及钢琴手Rubén González,1919年出生,7岁开始学钢琴,他说:“我一见到那钢琴就发疯了。”他的头发和胡子已经全白了,讲起自己的经历时手舞足蹈,他说他似乎很有天分成为伟大的钢琴家。他也讲起他年轻时和乐队在一起时的趣事,同样开心得像个孩子。他的手已经干枯得像冬日凋零的树枝,但却轻盈娴熟地划过琴键。除此之外,还有女歌手Omara Portuondo,吉他手Eliades Ochoa Bustamante,低音提琴手Orlando 'Cachaíto' López,诗琴手Bárbaro Alberto Torres Delgado等等。 三 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最为自然流畅的纪录片。极其出色的镜头运用,沿着影片主角的镜头环绕,在录音棚和演唱会间诗意的切换。很多美妙的画面: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公路;古巴的街景,那些五颜六色的残破斑驳的老建筑,和街边的行人;墙上清晰的标语,“革命是永恒的”,“我们相信梦想”。文德斯平静地纪录了这些被冷落了几十年的老音乐家们,也展现了古巴的音乐风情及美洲音乐的迷人魅力。 芬兰三部曲之浮云世事 苦难固然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可是,艺术家的责任更是发现超越困顿与绝望的力量,并在现实里给绝望的人一些悲悯和关爱,并给予希望。 ——卡夫卡·陆(KavkaLu) 出生于1957年曾作过邮差、洗碗工和影评人的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十分善于刻画芬兰小人物的形象,关注弱者和底层境遇,探察种种人与社会的微妙关系。固定机位,长镜头,平缓的节奏,以及细腻、简洁的影像,都是他电影带有标签式的特点。从1983年他执导的第一部根据名著改编的影片《罪与罚》至今,阿基•考里斯马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大放异彩的无疑是他的芬兰三部曲,而在80年代末期完善了自己风格的考里斯马基,也成为了芬兰电影的代名词。 芬兰三部曲的首部是完成于1996年的《浮云世事》,这部影片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讲述了高级餐厅的经理伊罗娜和她做电车司机的丈夫凯瑞因为经济萧条而双双失业,从而生活陷入困境,丈夫一直找不到工作,艾娜找到了快餐店的工作为老板所骗,丈夫跑到老板家讨要工钱,却被暴打一顿。但他们依旧渴望改变命运,又筹资开店,被凯瑞在赌场输个精光。但是最终,他们在伊罗娜旧日同事的资助下开起了餐馆…… 故事的内容本身是平淡无奇的,但考里斯马基掌控节奏的张弛有度,使得情节的推进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状态下实则暗流涌动,情绪的不断积累沉淀直到最终的释放,内聚的张力十足。考里斯马基受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影响很大,在这部影片中也有着他一贯的风格,各个场景均很少变化,演员的表演也很程式化,照搬剧本念出台词,没有大幅度的肢体动作,所以也几乎没有多余的发挥空间,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刻意的机械。片中的人物都有着节制内敛的情绪,即使他们面临困境也只有凝重的脸色,更多的时候则一言不发。导演似乎有意让摄影机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很少变动机位,镜头语言一成不变,但正是这样,影片所营造出来的氛围才更为压抑、窒息。影片的画面偏向于阴暗的冷峻色调,展现出的芬兰也是萧瑟而略显破旧的。除此之外,导演并不注重故事,而是专注于人物,当然,故事的发展脉络也非常清晰,富有层次感,并一步步展示出命运遭际对人的作弄,而人在命运的嘲弄面前很容易沉陷,尤其在种种规则和机制的制约下,当代社会对人的异化更为冰冷和残酷。但是从整部影片来看,我们可以明晰地获知导演对于人生命运和社会境遇的态度——达观。尤其是结尾时,伊罗娜和丈夫望向天空,那里有没有出现的浮云,伊罗娜内心激动万分却故作镇定,丈夫则轻挽着她,这一场景充满暖意,不但表现出导演不屈服的人生态度,也隐喻了本片视逆境如浮云的深刻主题,正如片中的老牌乐队的唱的那样: 爱乘着暖风的翅膀飞翔 随之而来的是冰冷和空洞 暖风带着我的爱逃离 它会去往何方? 秋日驱散了暖风 但夏日会将它带回我身边 暖风,请带回我的爱 我会在这里独自等待 芬兰三部曲之没有过去的男人 我忆起那美丽的花园 和我奇幻的乐土 ——Anniki Tahti & Poutahaukat《Muistatko Mon Repos'n》 一个没有任何表情的中年男子来到芬兰的南部城市赫尔辛基找工作,遭到流氓抢劫,并被打成重伤,在医院里被宣布死亡后,他却起身离开,后昏倒路旁被一家好心人所救,并养好了伤,但却失去了记忆,他无法找到工作因为他已经“遗失”了他自己的身份,只好来到救助站,后与工作人员艾玛日久生情,意外地他也找到了工作,却又戏剧性地卷入了一宗银行抢劫案,因没有身份证件而被拘留,艾玛请来的律师帮助了他,但不久后,警察获得了他的身份,并告诉他在家乡他是有妻子的,希望知道自己身份的他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完成于2002年的《没有过去的男人》是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aki)芬兰三部曲的第二部,曾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对于这部电影,导演曾说:“正因为这世界没有希望,我才尽力做一部不那么悲观的充满希望的电影。正是这种心态让一个一无所有的失忆者战胜了厄运,还赢得了相濡以沫的爱情,这种神话般的机遇让城市的边缘人物看到了光芒。”的确,这部影片在技巧方面承继了导演一贯的拍摄手法,以及近乎零度的冷暖自知的叙事态度,节奏也依然不疾不徐于平缓中见张力。但相较于芬兰三部曲的首部《浮云世事》来说,《没有过去的男人》掺杂了更多的黑色幽默的元素,这其中渗透了导演更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更为有力的批判力量,影片的焦点始终对准芬兰底层人民,生活在废弃的集装箱里的小家庭,被银行操控破产的工厂主,栖居在路旁垃圾箱里的流浪汉以及落魄的电工等等。这些心地善良却最容易被忽视的人在影片的男主人公安德鲁失忆后给予了他最大的帮助,而与此相对比的则是社会体制对于弱势群体的残酷和漠视,就业服务站刻板无情的规矩和程序,对于困境中的安德鲁来说形同虚设。在我看来影片中最为出彩的莫过于工厂主这一角色,在破产后他不得已持枪冲进银行要求提出被冻结的资产,然后委托安德鲁一一交给他曾经欠下工钱的工人,自己却在家里饮弹自尽。随着那一声沉闷的枪响,在道德评判之外,导演无法掩饰他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对冷漠地抛弃这一群体的体制的控诉。导演自己也曾说过:“我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观点,以及道德和爱都在这电影里充满希望地展开。”但不仅仅如此,影片中处处隐现的批判分明指向了社会本相表层下腐恶肌体。除此之外,影片的氛围不再像《浮云世事》那样压抑,而是通过黑色幽默的展现和发挥达到了平衡,并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诞的喜剧效果。如因喝了八杯啤酒而害怕被老婆打的集装箱里生活的男主人,如安德鲁问帮助他的电工怎样回报他时,电工回答道:“如果你看到我在平民区脑袋朝下,帮我把自己背上来。”这部影片依然有一个充满了希望的结局,安德鲁最终归来,在酒吧里找到了爱人,在他们离开的时候,Anniki Tahti正在用她苍老而迷人的嗓音唱着那首《Muistatko Mon Repos'n》: 我忆起那美丽的花园 和我奇幻的乐土 我在梦境中徜徉 在童话国的树丛中央 那些绝美的吊桥 那些挂着满月的迷人夜晚 我在花园中看到这一切 我的乐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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